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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哲学究竟有没有主体性或主体思维,学者们提出了不同意见。根据蒙培元先生的看法,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仅应当是完全肯定的,而且主体思维或内向型思维乃是中国哲学传统区别于其他传统的根本特征:“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把主体的内在意识作为根本对象,把内在意识的自我觉悟和自我实现作为根本目的……其思维方式基本上是内向型思维,即主张返回到自身,确立并认识自身的存在价值,实现自身的内在本质。”(蒙培元,第6页)蒙...
毛特纳曾有一个著名的观点:“要是亚里士多德说汉语或者达科特语,他肯定会获得一种完全不同的逻辑,或者肯定会得到一种完全不同的范畴学”(Mautner,S4)。这一观点常常被理解为逻辑论证意义上的语言相对主义。毛特纳本人和后来坚持语言学或逻辑-语言学相对性论点的人也持这一立场。不过,这一陈述首先是不够清楚,而必须加以澄清的。此外,它在某些方面也使人误入歧途。
本文通过对《净明忠孝全书》的研读,认为元代净明道虽然大力宣传忠孝,但其教义核心则是“整理心地”。刘玉用“整理心地”这把尺子,对道教传统的修炼方术、科仪法术、生活方式进行了全面的审视,对与“整理心地”无关的东西,统统予以摒弃,从而实现了对传统道教的重大变革。
《广元皇泽寺石刻》     顾森  广元皇泽寺石刻       2009/3/26
中国的佛教石窟。位于四川省广元市嘉陵江西岸乌 龙山(今巫山)麓,与广元市及广元千佛崖隔江相望,距 市内约1公里。皇泽寺为武则天祀庙,寺庙周围崖壁上, 现存窟龛 50个、造像 1203身、经幢 6个、《农夫耕作 图》4幅。皇泽寺造像分散雕造于几个群落,即中心塔柱 窟、大佛楼、写心经洞、五佛亭、则天殿等。窟龛开凿 始于北朝,盛于唐代,衰于五代以后。现存造像多为唐 代镌凿。中心塔柱窟(8号...
《广元千佛崖》     温廷宽  广元千佛崖       2009/3/26
中国的佛教石窟。位于四川省广元市北沿嘉陵江东 岸川陕公路边崖面,始凿于南北朝,历经隋、唐、宋、 元、明、清,均有凿刻和不少题记。原有造像17000余身, 窟龛绵延500多米,纵横密接,犹如蜂房,最高处叠至13 层,达40米。1935年因修川陕公路,半数以上窟龛被毁, 现仅存有窟龛的地段200余米,窟龛400多个,造像7000 余身。
在为时不满百年的元代,中国佛教禅宗在南方的传承多为临济宗等的法脉,而曹洞宗则多在北方弘扬,其中又以报恩行秀禅师(系雪岩如满师法嗣,为曹洞宗第十五世)的法嗣雪庭福裕、华严至温、林泉从伦诸禅师以及俗家弟子耶律楚材、李之能居士等为代表,尤以福裕在嵩山少林寺传承的一系为突出。
隐元东渡和日本黄檗宗     隐元  隆琦  临济宗  黄檗山  万福寺       2009/1/14
在清初东南地区纷乱之际,临济宗高僧隐元应请东渡日本九州传法,后来在江户幕府的支持下,在宇治建立黄檗山万福寺作为传法中心,成立在已有的日本临济宗、曹洞宗之外建立了黄檗宗,培养众多弟子,将中国明清佛教文化乃至寺院建筑艺术、书画、篆刻等介绍到日本,对日本佛教和文化产生重大影响。论文依据国内少见的新编《隐元全集》对此作了详细而系统的介绍。
厦门大学中国哲学史课件第四编第七章 清代汉学与颜元戴震的理性反思。
厦门大学中国哲学史课件第四编第一章 宋元明清的中国哲学。
在广义超元论的视野范围内,与人类意识相关的概念有三个:现象性人类意识、本体性人类意识和非人类意识。前者是指可以被指称和形下学描述言说的对象性人类意识,是意识人类在反思自身意识行为的基础上如此这般显现、设定、建构、创造出来的经验性主观现实世界;中者是指可以被指称和形上学描述言说的对象性人类意识,是意识人类在不断向内求索并成功实现了对现象性人类意识的突破的基础上,如此这般设定、建构、创造出来的超验性主...
元伦理学是研究规范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未加证明的前提和假设的理性反思活动。没有对这些前提和假设的讨论和证明,规范伦理学对许多问题的探讨和证明是不充分的,并有可能犯“论点预设不当”的错误。这些前提和假设包括:道德判断是否表达可以有真假的信念?究竟有无道德事实?道德知识如何可能?道德动机如何可能?道德辩护如何可能?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和探索,最终会导致对实践理性的考察和反思,反过来会极大推动道德问题以及和行...
 《哲学对话的新平台——科学语用学的元理论研究》(ISBN7-5377-2202-1/G·147),殷杰、郭贵春(著),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275千字.
最近,三联书店出版了《冯友兰作品精选》一套共七本,即《贞元六书》和《南渡集》。[1] 前六本书是代表冯友兰哲学思想的主要著作,后一本也是了解冯友兰哲学的必读之书。
人称七十为古稀之年,如果让我给吾师蒙培元先生的七十岁一个定位或祝福的话,更愿借用孔子自况之语,“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非敢谓我师已造圣人之境,但取圣人言语中居于老境的一份爽朗、通透。冯友兰先生晚年所屡屡自道的“海阔天空我自飞”,庶几近之。
中国文化之绵延赓续,与素重师承之传统密切相关。儒佛之“道统”说,汉学之“师承记”、宋学之“渊源记”[①],即其力证。故历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学术最重传授渊源”[②]。作为现代新儒学的八大家,亦呈现出同一特色。冯友兰一系,即其显例。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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